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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绪章:“士”与“商”及其它 ——漫话宁波帮之四

 

 

2011年是卢绪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岁末隆冬,我呵冻为他撰写纪念文字。黄昏,我从案头上半尺高的资料堆中移开目光,在小区花园中散步,让寒风吹散纷繁的思绪。蓦然,一阵幽香袭来,闻香探源,原来是腊梅开了。腊梅总在万花纷谢的时候悄悄地开放,它比“只把春来报”的梅花更早,也比“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梅花更香。

忽然就来了灵感:呵,他不就是一树临风开放的腊梅吗?

本来,关于卢绪章这个人是用不着我来添加什么比喻的。在当年重庆红岩周公馆,周恩来借用他的祖宗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的名句,结束了那一夜的长谈。周公握着同国民党的达官贵人打得火热的卢绪章的手,嘱咐说:你要“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卢绪章果然不负周公,守身如玉一如出水芙蓉。郭沫若题了一首诗赠送他,诗云:“山静如僧水不波,扁舟独钓意逶迤。非关逸兴矜高洁,出世渔竿入世戈。”意思是说:你并不是因为闲情逸致,或者自视高洁而扁舟独钓手持鱼竿的,你手里拿的是一杆枪啊。

卢绪章的品行,甚至让某些国民党高官也不得不钦佩。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梁寒操,曾为卢绪章题曰:“士甘商隐。”——你不是一般的商人,你是甘愿隐身于商界的“士人”!

应该说,郭沫若与梁寒操这两个评价都切中肯綮。的确,卢绪章一身兼具了“士”与“商”的品性。在商而言,他具备成为一个杰出的大商人的素质:外交或曰公关方面的“长袖善舞”,经商理财方面的“多财善贾”。198481,邓小平作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重要指示,并决定派卢绪章到宁波,帮助搞好宁波的对外开放。邓小平交给卢绪章的重大使命,就是团结、发动“宁波帮”,而卢绪章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宁波帮“帮主”。

卢绪章在海内外宁波帮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在我看来,有这样几个原因:

其一,是他个人的高尚品质和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精神。 

包玉刚生前就最佩服卢绪章。他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卢绪章等几位将自费创立、自己辛苦经营一二十年的广大华行几百万美元的资产,全部缴给国家,每人只拿了一千港元安家费,除此,两袖清风。尤其没想到,在广大华行中所有非共产党员的群众的股份,连本带利,一文不少如数发还,而他却把同样是普通群众的妻子毛梅影的股份也一并上交了。卢家后来的日子过得很清苦,甚至靠毛梅影变卖自己的首饰贴补家用。由此,包玉刚敬佩共产党里忠臣多,能人多,廉洁为民、高尚无私的人多。从前,他对国民党非常失望,而共产党总算让他看到了兴国的希望。在“与魔鬼打交道”的岁月里,卢绪章“同流而不合污”已属不易,而在“真金白银”面前大公无私,这才叫“真斩实货佛立谷”。

其二,是他“士”“商”兼具的身份。

古来称谓商人有“绅商”和“儒商”等,我把“士”“商”合成“士商”一词,不知是否有先例。因为儒家向来抑商,秦汉之后,更把社会阶层划为四等,即“四民”——”“”“” “一为虎头,一为蛇尾,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计。的含义比较复杂,不是一句话说得清。梁寒操说卢绪章是“士甘商隐”,可能是说,他是一个不沾铜臭没有俗气的有操守有抱负的商人,是形“商”而实“士”。但在海外宁波帮看来,卢绪章是“亦士亦商”、“亦仕亦商”。除了操守、抱负、品质而外,更重要的卢绪章还是一个“商官”——新中国建立后,卢绪章即获任毛泽东签署的“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和周恩来签署的新中国首任“中国进口公司经理”,以后更长期担任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可以说是新中国外经贸事业的奠基人。比起一般的商人,他是名副其实的高官;而比之一般的高官,他不但是货真价实的商人,而且是商界奇才。这样的双重身份,这就不能不令海外宁波帮心悦诚服。

说来也有意思,其实何止是海外宁波帮,党国的政要何尝又不是这样看待卢绪章的呢?仅举一例,在新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上两次影响深远的座谈会上,卢绪章都是参与其事的座上嘉宾。

这两次著名的座谈会,一次是刘少奇为资本家“加冕”,一次是邓小平为资本家“摘帽”。

    刘少奇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表了“天津讲话”,核心内容是他的剥削有功论,这也构成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即刘少奇冤案的一个核心问题。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平津解放后,一天晚上散步,毛泽东来到刘少奇住处,要他到天津去看看,因为当时中共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给毛主席写信汇报了天津解放后工人要起来夺财产,资本家那头情绪不稳定,天津的社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所以毛泽东要他到天津去。刘少奇想到夫人王光美就是天津人其父母亲都在北平,而且妻舅王光英就是天津的资本家,何不先到他们那儿去摸点天津方面的初步情况。于是刘少奇以女婿的身份到北平西城旧刑部街32号拜见岳父母。妻舅王光英送给他一条围巾,并介绍了天津工商界的情况。王光英告诉刘少奇,天津的资本家长期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不了解,害怕共产,也害怕要像地主一样被揪斗,人人自危,无心开工生产,有的已经抽逃资金,往海外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

半月之后,即194952刘少奇到了天津。他邀请李烛尘、周叔韬、宋斐卿等128位民族资本家座谈。会上,资本家们表示,他们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还有的资本家说,他怕听资本家称号,也怕呼剥削二字。刘少奇直言不讳地说:“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

刘少奇这么一讲,在座的资本家松了一口气。

同是这次天津之行,刘少奇了解到工人认为解放了,就得分资本家的财产,就得共产,主张把库存的物质分掉,因而发生了吃鸡还是吃蛋的问题。刘少奇告诉工人代表,在劳资两利的情况下,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一段时间。在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

    谁知刘少奇的讲话传开后,波澜骤起,高岗掀起倒刘恶浪,攻击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刘少奇这次虽然没有被高岗拱倒,但在文革中可就惨了,天津讲话成了刘少奇鼓吹剥削有功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铁证。

    要命的是,刘少奇到天津去,随行的龚饮冰等四位大员中,卢绪章也在其中,而且位列第二。在那个非白即黑,近黑即黑,黑白颠倒的年月,卢绪章也难免殃及池鱼了。

现在的问题是,当年刘少奇为什么把刚刚脱下资本家的行头,在江苏丹阳准备接收上海的卢绪章召来同行?恐怕还是因为卢的“士”与“商”的双重身份。

距刘少奇为资本家“剥削有功”加冕讲话整整30年后,卢绪章又有幸出席了邓小平为资本家“摘帽”的座谈会。那是1979117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迎来了五位邓小平请来的客人——昔日著名的民族工商业者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韬和古耕虞。

座谈会布置得比较特别,宽敞的大厅中间对头摆着两排大沙发,距离靠得很近。一边是邓小平及他的陪同者,也是五位——四位副总理乌兰夫、纪登奎、陈慕华、谷牧,外加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巧的是,坐在卢绪章对面的周叔韬也是当年参加刘少奇座谈会的,劫后重逢,又在资本家的座谈会上,他们不禁相视点头,感慨系之。

    落座后,邓小平开门见山:诸位老先生都是开国时期的元老,我们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彼此都很了解。中国要开放,要吸引外资,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想听听你们开诚布公的看法和意见。

  胡厥文说:统战部投降主义的帽子不摘,工商界心有余悸。古耕虞则明确建议,摘掉资本家的帽子。荣毅仁也对邓小平说,大家最关心的是摘掉资本家帽子的问题。邓小平快人快语:原工商业者早已不拿定息了,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他还特别提到,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 

    邓小平一言既出,戴了几十年棘冠的资本家终于摘了帽。这次谈话,后来以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为题,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卢绪章因缘际会,也载入了青史。

 

              (草于2011/1/5,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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