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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棚车的回忆

乘棚车的回忆

徐金福

棚车,当代年青人肯定没有“享受”过的滋味——煎熬。然而3040后这一代人中,乘过棚车的人为数肯定不少,我就是其中之一。

 

棚车,就是四周有侧墙、端墙、地板和车顶,在侧墙两边开有滑门的铁路货车。用以装运一些比较贵重的又怕日晒雨淋的货物,每到一个站后,或开左滑门或开右滑门,根据到站实际情况而定。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特殊困难的情况下,棚车代替客车用,但只是没有“户口”的编外车。行驶中低“人”一等,逢站必停,停上十几分钟那是常事,有时停更多时间;见车必让,对前方来车要让,后面来车也要让,真可谓礼让在先。车厢内几乎无设施,无非在里面横七竖八的放上几根枕木,以替代椅子,当然无编号。先上车者一般都找旁边坐,背靠侧墙或端墙,以减少途中疲劳,迟上车者只能席地而坐。我们几个穷学生每逢寒暑假回家,真的像孔夫子搬家——尽是书,每人一大捆,什么讲义呀,参考书呀,又从图书馆借来老师期末开出的各类图书,那是回家必看读物。上车后必找干燥的地方坐,在地上铺好报纸,把捆好的书本之类东西放在上面,要末当作椅子或是桌子,而人却只能席地而坐,大家各就各位后,就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的谈论起来,饿了就啃早上从食堂带来的馒头将就一下,反正中午就可到达宁波。

 

张良鸿先生在《风雪归人》一文中也曾提到每节棚车的一个角落,安放一只很大的方便便桶,提供内急用的,桶前用一块帆布作帘子遮掩,以显示内外有别,便桶男女共用。不到十分内急,一般人是不会去找麻烦的,但毕竟人多,自找麻烦的人也确实不少,尤其是一些农民兄弟和农村妇女,兴许是他(她)们在家乡“野”惯了,老是听到他(她)们在那个角落里“叮叮、咚咚”地“唱歌”。车未到宁波,角落里的便桶早已满了出来,车开车停,便桶一晃又一晃,桶里的尿就四溢。如果是寒冬尚可忍受,碰到酷暑那就更“惨”了,整节车厢臭气冲天,令人作呕。急得在周边的人群抢着“搬家”。

 

到了一个站头,下车的人尚未挤出去,上车的人就蜂拥般的拥进来,男的挑着一担,手里还拎着一袋,女的领着一个,抱着一个,又背一个,一个个都往上挤,只恐怕找不到安身之地。有些山区农民连鸡、鹅、鸭也带上了车。上车后老烟枪“云雾缭绕”,悠然自得。孩子的哭声、鸡鹅鸭的叫声、各类人群大声的喧哗声,此起彼伏。整节车厢没有安静时刻,真可谓称得上是一场免费聆听的“交响音乐会”。

 

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你坐的是棚车呢?是啊,天下哪有人自己愿意去“享受”坐棚车的滋味呢?就说自己吧,在杭州读书四年,坐棚车来回偏多。倒不是因为买不到普通列车票,每次假期来临,铁路部门会派专人来学校设代售点,当时杭州到宁波普通客车票3元,棚车票1.5元,在校学生对折优惠,我想坐棚车1.5元可以打来回,又省了1.5元,那可是我一个月的零花钱呀,何乐而不为呢!在校四年我的人助金每月1.5元,已经要精打细算了,稍不留神就要寅吃卯粮。一个学期四个月,人助金也只有6元,除了必要开支,理发、写信、购买书报杂志,剩下的就寥寥无几了,所以经济相当拮据,真巴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二分钱用。有时外出乘公交车,为省二分钱也要想上半天。要想从家里接济,真难以启齿,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俩老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也真不容易,父亲斗大的字只认得自己的名字,由于身体不佳,长期来无固定工作;母亲是布厂工人,也由于多年劳累,体力透支,已提早退休。靠微薄的退休金来维持日常生活已经是够艰辛了。

 

穷则思变,几个寒窗学子相约,利用周六晚上到学校附近的艮山门煤场挑煤,一个晚上也能争到二、三元,有时周日到笕桥机场种树,也略有进账。同时还利用专业特长,想方设法把“爬好的格子”变成铅字,在校期间曾有几首小诗刊登在《院刊》上,换来几毛钱乃至几元钱。你可千万别小看这几毛钱、几元钱,对当时一个贫困学生来说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新华书店每周到校设摊,我可以看上半天,有时就用自己争来的钱,购买书报杂志,从未向家里索取。

 

弹指一挥间,历史已翻过了一页,棚车代客车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吃饭有“红卡”,看病有“绿卡”,老人乘公交还有免费卡。然而我始终忘不了那乘棚车的艰苦岁月,因为它磨炼了我的人生、我的意志、我的倔强性格。它让我永远铭记着:“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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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录入: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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